編者按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有著長期的歷史關系，其間既有十分密切的友好往來，也發生過緊張沖突乃至戰爭。近代以來，中日兩國走過了不同的歷史道路，出現了長期緊張的關系，發生過兩次戰爭，矛盾糾葛剪不斷、理還亂。以史為鑒，方可知過往、示當下、警未來。本報告即以此為宗旨，以專題研究成果為基礎，著重從中國學者的認知出發，從中國觀察的視角和較為宏觀的層面，討論1931~1945年的中日戰爭發生的歷史背景、國內國際環境及其相關因素。本文出自《中日歷史認識共同研究報告（戰前篇）：中日戰爭何以爆發》，作者汪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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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進入近代后的不同發展道路
中日兩國同屬東亞文化圈，長期受到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朝貢體系”）的影響。19世紀中葉，面對西方列強的東進與入侵，中日兩國都是以相對弱勢、守舊而傳統的國家面貌，因應較為強勢、新興而現代的西方列強的挑戰，曾經有共同的經歷，都是由“鎖國”而“開國”，並受到西方列強強加的“條約體系”的束縛，而這樣的“條約體系”因其特定的內容又形成強與弱之間的不平等。中日兩國就是這樣進入了近代時期。然而，在最初的震驚、不解、彷徨、思慮之后，對於如何因應這樣的形勢，中日兩國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中國，是由“睜眼看世界”而發展為洋務運動﹔在日本，則是由“尊王攘夷”而發展為明治維新。雖然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起因都是追求邁向現代化的富國強兵運動，但是，洋務運動基於“中體西用”，明治維新追求“脫亞入歐”﹔“中體西用”導致中國的轉型局限在“用”的技術層面，總在被動應付﹔“脫亞入歐”則使日本快速融入國際體系，佔據主動地位。因應基點的差別造成結果的不同，中國日漸沉淪，日本迅速崛起。日本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就擺脫了與西方列強的不平等地位，成為非西方文明國家中少有的成功完成現代轉型的勝利者，中國則成為在自身輝煌的古代文明襯托下轉型不那麼成功甚至屢屢失敗的失意者，雙方實力對比和心態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后來雙方關系的發展。
隨著日本的崛起，日本在學習西方現代化的同時也學習了西方國家的對外殖民擴張，並集中在其周邊地區，中國尤為首要受影響者。1870年代以后，中日圍繞琉球、朝鮮半島等利益攸關地區，開始不斷發生沖突，日本咄咄逼人，中國步步退讓。1894年，中日因朝鮮問題發生甲午戰爭，中國戰敗。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中國割地賠款，中日國勢逆轉。從此以后，中日關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即日本強勢，中國弱勢﹔日本以中國為失敗者，蔑視、壓迫直至入侵，中國以日本為侵略者，不甘、抗爭直至抗戰。雙方關系充滿著緊繃的張力，最后發展為第二次中日全面戰爭（在日本是侵華戰爭，在中國是抗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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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現代化進程的路徑差異
中日兩國的現代化進程，都不完全是像西方國家那樣基於本國內部的因素所推動，而是在遭受西方入侵之后，由因應外部壓力而被迫開始的過程，可以理解為反應型現代化。但是，中日兩國雖然差不多同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工業現代化進程，卻呈現完全不同的結果。
日本在原初工業化時期，由於其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從而為工業現代化准備了一定的國內市場和資金條件，使工業現代化在開始期就能比較順利地開展。此后，由於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同時較好地解決了官營還是民營的發展道路問題，日本比較順利地走上由國家主導的民營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用了三四十年的時間，便成為具有較高經濟水平和發達國力的現代化國家。但是，從1910年代開始，日本逐漸脫離了原先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工業化模式，轉換到以擴大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為引導的重工業（其中又以軍事工業為主）獨立發展的對外擴張型的工業化模式。受制於日本國內原料匱乏、資本不足、市場狹小等因素，這種工業化模式嚴重依賴對外擴張，首當其沖的則是與日本鄰近的中國及朝鮮半島，成為導致中日最終走向戰爭的重要經濟原因，日本也由此開始步入對外發動全面戰爭的發展軌道。
與日本相反，中國在原初工業化時期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水平相對較低，工業現代化開始后也由於農業勞動生產率一直處於衰退狀態，工業現代化所需的國內市場難以有效地擴大，隻能依靠國民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即通過降低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而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來相對擴大對工業品的消費需求，因而工業現代化一直處於緩慢進展的狀態。而且，中國未能有效解決經濟現代化進程中走官營還是民營道路的問題，最后走上經濟發展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道路，對工業現代化產生了不利影響。
影響中日國力升降直至走向戰爭的原因還不僅在於工業現代化，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方面，中日兩國也因全方位的現代化落差而造成總體國力的差距，而中日總體國力的差距，則造成了中日關系的失衡，也造成了東亞國際格局的畸變。當日本已經有了一流的現代工業和近乎全民皆兵的總體戰體制時，中國仍是傳統的農業國，現代工業數量有限，社會動員力嚴重不足，甚至沒有基本的人口統計，不能建立有效力的現代兵役制度。總之，中國雖然與日本差不多同時開始現代化進程，但其效果和結果都與日本相差很遠，因而在國力上遠遠落后於日本，在與日本的競爭和較量中也始終處於被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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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民族主義在中日兩國的成長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最重要的歷史變化之一。原本中國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自認為天下“中心”，視周邊和遠方為“蠻夷”。近代以來，因為西方的入侵，中國人才強化了“我們”和“他們”的區分，才有了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有了現代民族主義的成長。其間經過了各種波折起伏，既有基於反對清朝統治的“反滿”民族主義（如辛亥革命前的一些主張），也有比較偏狹的“排外”民族主義（如義和團的一些表現）。理性、愛國、包容、積極的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大體開始成長於20世紀初期，經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20年代中期的國民革命，逐漸成型並深入人心。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首要基點就在民族主義，而其由“反滿”民族主義到“反帝”民族主義的演變過程，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成長的象征。隨著國民黨的當政，民族主義也成為國民黨動員民眾、確立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而且隨著中日關系的緊張，日本入侵中國的不斷擴大和深入，民族主義也越來越深入人心，在中國的對日反應中起到重要的影響和作用，也是執政當局決定對日政策時不能不考慮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隨著列強入侵中國的刺激而發生發展的，可以理解為對西方沖擊的反應，是被動的、反應性的、具有強烈悲情主義意識的民族主義。
同一時期，日本的現代民族主義也在發生、發展和壯大，而且隨著日本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變化，從早先類似於中國的被動的、反應的、悲情的民族主義，轉化為主動的、自我的、熱烈的民族主義，又因為在與中國乃至俄羅斯這樣老大帝國的沖突中佔據上風，經過政治家的民粹主義操弄，日本的單一民族特點，又使這樣的民族主義更為膨脹，更具有進攻性。例如，日本執政者和不少社會上流人士甚至一般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抗拒承認政治和國家概念的“中國”，而以地理和文化概念的“支那”指稱中國。日本執政當局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僅始終缺乏同情和理解，更總是以“排日”界定中國的民族主義（從1920年代中期的國民革命，到30年代中期的華北問題，日本始終強調其對中國的壓迫是因為中國“排日”），企圖以“硬”方式壓迫中國放棄或軟化民族主義（比較起來，美、英、蘇等國更能以“軟”方式順應和利用中國的民族主義）。同時，日本往往直接介入中國的內部政治，在中國扶植甚至以武力支持中央或地方領袖中的親日派。在中國民族主義逐漸高揚的年代，這樣直接而生硬的做法隻能激起更大的反彈，從而導致中國與日本更多的對抗與沖突和中日關系的持續緊張與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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