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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國際關系與中日兩國的外交運用
東亞是大國角逐的重要地區。19世紀，歐洲列強仍是國際體系中國家競爭的主角。《馬關條約》簽訂時，雖然日本的力量已經壓倒中國，但是面對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的施壓，日本自感實力還不夠，隻能被迫退讓。日本既恃強凌弱於中國，而又對自身當時還不夠“強”而向更“強”者退讓感到“憤懣不平”。日本由此而領會到國際關系中強者恆強的“經驗教訓”，20世紀初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將勢力范圍擴張到中國的遼東半島（南滿），隨后又吞並韓國，獨佔朝鮮半島。隨著國力的成長，日本成為東亞大國角逐的主角之一，並因其地理位置的關系，自居為東亞當仁不讓的主導者，甚而企圖成為東亞的霸主。日本成為影響東亞國際秩序與權力格局的關鍵因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西方列強多半被牽制在歐洲戰場，日本在東亞的擴張更為積極主動。戰后，德國退出東亞，英、法力量受挫，俄國因為革命而一度向內收縮（直到192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才開始積極介入東亞和中國事務），日本和美國成為東亞爭霸的主角。日本對中國不斷採取單邊行動（以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為開端），擴張范圍由滿蒙伸向大陸內地。在“一戰”結束后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中，東亞現狀得以維持，日本既是受益者，擴大了在中國的勢力范圍，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還不能獨佔中國。日本和美、英既有協調，矛盾也在逐漸上升。實際上，在當時的環境下，列強或多或少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優勢地位和特殊利益，隻要日本能夠審時度勢，適當克制其擴張沖動，有可能協調和其他列強的矛盾（如1917年的美日《藍辛-石井協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但是，作為新興和后發的殖民帝國主義國家，日本不似老牌殖民帝國主義國家如英國那般老謀深算，表現得較為沖動和功利，急於展示自己的力量，獲得對己有利的結果。1927年以后，隨著中日兩國國內形勢和國際關系的變動，日本對華政策逐漸趨向激進化，重點轉向主動的“大陸政策”（如田中內閣的決策），軍部的影響力日趨增強，對外關系中理性的聲音和應對日趨減弱。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基本放棄了對美、英的“協調外交”而轉向“自主外交”，並輕率退出國聯。日本認為這樣有利於突破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束縛，有利於對中國的擴張，企圖以此獨佔中國。但是，日本的做法卻事與願違，不僅激起中國更大的反彈，而且引起了美、英等國的高度警惕，以致日本逐漸陷於國際孤立狀態。
在中國方面，晚清時期中國官員基本不諳近代外交事務。但是，民國成立后，中國開始以現代民族國家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在與大國的協調周旋中逐漸恢復並提升自身的國家地位。中國新一代外交家，以顧維鈞為代表，在西方學習成長，了解西方的處事方式、外交戰術甚而心理情感，又能體認中國弱勢的國情，講求中國傳統的“哀兵必勝”“后發制人”，以民族主義為后盾，善用列強間的矛盾關系，較為成功地運用外交戰略、戰術、技巧，為中國外交打開了新局面。在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期間，中國的外交運用基本是成功的，為中國挽回了部分國權。國民黨當政前后，雖然有過相對激進的“革命外交”，但其后還是回擺到“修約外交”，著眼點還是強調國際合作，加強國際協調，借助國際力量，遏制日本擴張，維護中國利益。國民黨政府甚而在廣受輿論批評並在很大程度上引致國內政治分裂的狀況下，推行對日妥協政策，希望得到日本的回應，維持不破局的現狀，但無法實質性地改善中日關系。隨著日本對華北擴張的加劇，中日關系急劇惡化，國民黨別無選擇，最終走上聯共和蘇、共同抗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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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對中日兩國關系的影響
近代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基本建立在實力基礎之上，弱肉強食是其主要特征，其本質是以殖民-帝國主義國家間關系為中心構建的等級秩序，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處在邊緣和從屬地位。一戰以后，以威爾遜的“關於和平的十四點”為開端，出現了新的國際原則，包括主權平等、民族自決、反戰、裁軍、自由貿易等，表現為國際社會試圖構建公正、平等且普遍的國際秩序的努力。但事實上，平等與民族自決的原則當時隻適用於殖民-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在亞非拉廣大區域，殖民帝國的瓜分支配與強權政治依然根深蒂固，上述原則性主張，在制度化層面缺乏能夠約束大國行為的具體措施，未能在現實政治中落地生根。而且，當時列強都隻注重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此縱橫捭闔，然而隻要不牽涉自身利益，就漠不關心，搞綏靖主義。國際法、國際聯盟、《九國公約》，在沒有強制執行力的情況下，很難發揮作用。日本對外侵略擴張進而發動戰爭，少受甚至不受國際約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對國際新秩序與新規則的摸索，仍然在世界范圍內刺激了不同思潮的勃發。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的激蕩與現實政治的變遷，共同塑造著人們對世界趨勢的判斷與對外戰略的考量。圍繞國際規則的調整與制定，國際政治醞釀著幾對重大矛盾，並對世界發展趨勢產生深遠的影響，其中包括一戰戰勝國與戰敗國的矛盾、英美與日本圍繞東亞主導權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蘇俄的意識形態斗爭和現實利益矛盾，以及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與亞非拉國家反殖民與革命運動的矛盾。盡管矛盾的性質與對立方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對既存秩序的不滿與修正的訴求：蘇俄希望推翻資本主義國際秩序，日本對歐美中心秩序心存不滿，被殖民國家希望擺脫帝國主義支配，獲得獨立自主。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則激化了國際政治的種種矛盾，引發了政治經濟秩序的動蕩。列強之間的惡性經濟競爭，刺激了法西斯勢力的抬頭。英、法、美等佔據海外資源和市場的國家向保護主義轉舵，而德、意、日等資源與市場相對匱乏的國家則加速了對外擴張的步伐。列強政治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為之后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在以武力與不平等條約為憑借向大陸不斷擴張的日本與迫切希望實現民族獨立、政治統一、恢復主權、反對帝國主義干涉的中國之間，出現了戰略性的矛盾關系和對抗。這種矛盾對抗是帝國主義國家與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亞非拉國家之間的矛盾對抗在亞洲的突出體現，也是當時世界政治中時代性斗爭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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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國家的體制結構與社會氛圍
近代以來，因為內外環境的發展變化，中國地方武人集團逐漸興起，造成中央權力的分散與地方武人派系的坐大，並在國家政治中樞佔據了重要地位。清朝被民國取代之后，武人袁世凱以其掌握的武力為依靠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袁死之后，權勢中心下移，中央權力流轉到各軍閥派系手中，形成軍閥割據、分裂內戰、政治失序、國力衰弱的局面，對外無法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
國民黨登台掌權后，推行威權黨治，中央權力有所恢復，但仍不能完全控制全國，不斷受到軍閥紛爭和內部分裂的困擾，不能形成對外因應的統一合力。中國對外關系不能不因此受到較大影響，比較軟弱無力，主要依賴於協調和妥協。執政者和競爭者，往往關注彼此之間的實力對比及其利害關系，關注如何才能進而取得中央政權，退而保持地方割據，而對國際事務與國際關系缺乏必要的估計和判斷，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和擴張野心缺乏充分而准確的估計，當日本實行侵略時，又缺乏堅定抵抗的決心及有效的組織抵抗。中國的妥協退讓，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日本尤其是日本少壯軍人集團擴張冒險的沖動。
但是，當時的中國政治精英的基本共識都還是追求中國的獨立主權、恢復中國的國際地位，妥協退讓往往只是不得已的對外戰術，而未必是長久的對外戰略。即便如此，中國的政治精英也曾經寄望於日本。例如，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很多都曾對日本的支持抱有希望，孫中山還曾提出聯合日本共舉的“大亞洲主義”主張。但是，日本的所作所為，使他們逐漸認識到，日本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威脅，從而在對日觀感的惡化中產生了明確的對日敵對情緒。
以日本的“東方文化事業”為例，中國各界從抱有期待、嘗試“合作”，逐漸轉向懷疑、失望、抵制和反對，根本原因是日本對中國從未停止武力威脅或侵略。在中日“合作”開展“東方文化事業”期間，日本召開“東方會議”，推進“滿蒙”政策，阻撓北伐戰爭，三次出兵山東，制造“濟南慘案”等，這種對華步步緊逼的侵略擴張，使原本脆弱的中日關系更顯緊張。作為日本對華外交策略之一的“東方文化事業”，非但未能緩和中國人的反日情緒，反而隨著中日關系的惡化，最終淪為日本侵華戰爭的文化“幫凶”。以此觀之，近代以來在社會層面有助於中日和解的可能性，許多都因日本對華擴張和中日矛盾沖突而不斷消解。1930年代中期，中國國民政府開始了以國防建設、整編軍隊、打造現代交通體系、建立國家金融經濟等為內容的抗戰准備，中日和解的可能性也隨著日本對華入侵造成中日關系的日漸緊張而消失。
近代以來，日本形成了獨特的政治體制結構。部分採行西式政體，而又具有日本特色，三權分立並不完整﹔天皇高高在上，具有獨斷權威，但又不處理具體事務﹔文官集團和政黨發育不全，沒有形成穩固有效的政黨政治﹔具體政策往往缺乏統一性和連續性﹔軍人力量壯大，軍部發揮重要作用，缺少制約機制。尤其到1930年代，軍部屢出“下克上”的情況，少壯軍人集團急躁冒進，挾持控制政府，錯判形勢（認為中國終將退讓妥協，美、英、蘇未必干預），高估自己（認為日本實力遠強於中國，中國內部分裂而且不能團結）。從1928年的“濟南事件”和“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再到其后日本對中國的擴大侵略，既是日本“大陸政策”的產物，也反映出日本少壯軍人集團的沖動和失控，他們的行動不僅得不到有效的約束，反而被一再放任和得到支持。而他們的不斷挑舋和冒險的成功，刺激著其他人和后來者，令其愈加採取更冒險的行動，阻止他們行動的決策便因此而更難做出。
日本政治的不確定性，日本軍部和軍人集團的種種作為，不時逸出他國包括中國政治家的一般性判斷之外，也為他們判斷如何因應日本的政策走向造成困擾。而在帝國主義國家視戰爭為擴大自身權益與勢力范圍工具的年代，日本主流政治家在現實政治中，沿襲慣常的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思維，視國家間發生不可協調的利益沖突時用武力解決矛盾為正常手段，導致中日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局面終至一發而不可收。在這個過程中，民眾和媒體的態度，大眾政治和當時充滿戾氣的社會氛圍，成為日本軍部中“暴走”趨勢形成並且不斷升級的社會基礎，也是導致一旦危機爆發，很難進行有效控制，以致中日關系從危機到局部戰爭再到全面戰爭爆發乃至最終破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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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由上述簡略的論述，我們可以體認，近代以來的中國和日本走過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影響到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因素可能不止一端，而且同樣的因素（如民族主義），在中日兩國的表現形式也不一，其中或許也有突發事件的影響和當事雙方判斷的正誤。但是，如果我們在全面充分地了解歷史事件的前后經緯之后，從多元而非單一的視角觀察中日關系的走向，那些全局性、長期性、趨勢性的因素，仍然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絕非某些個別的突發或單一因素所可決定。但是，突發的、單一的、短期的因素也可能不斷疊加，成為全局性、長期性、趨勢性的因素，一步步推動中日關系走向緊張。同時，執政當局對國際大勢和國內氛圍的判斷和把握，對如何實現國家利益而又能和諧各方的思考和因應，也起著重要作用。客觀而求實地說，在近代中日關系尤其是影響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諸般因素中，中國處在被動的承受者地位，日本處在主動的進攻者地位﹔承受者因為被動而瞻前顧后，進攻者因為主動而佔據優勢。所以說，日本應該為戰爭的發動及其后果承擔責任並非脫離實際的虛論，乃是我們所應有的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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